[95]参见唐彬：《怀孕七月被强制引产是对生命的漠视》，《东莞日报》2012年6月15日，第A2版。

为实现老有所养，需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指向养老权保障。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人的需要表现于所有的社会主体，表现于社会主体自身发展的始终，表现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7]这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美好生活的法学研究则需要进一步将作为学术话语的美好生活与法学研究相对接，通过跨学科的比较分析与综合，深化对美好生活法学意涵的理解。[51]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4]也正如德尼•古莱的观点：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发展促进美好生活。[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4.对立性，矛盾各方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怎么协调是个重大挑战。本文拟围绕着本次论坛的主题，对论坛上的学术观点进行综述，并置其于特定学术脉络之下，以相关理论背景为参照，辨析其学术创新与贡献，甄别其潜在的理论增长点，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后来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赓续。[82]可见，平等实施是法治的最大公约数之一，[83]是实现法律公正性的基本保证。

[30]第四，法律规范是先定的，也即法律内容相对于社会发展总是呈现出相对滞后性，已界定的权利边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愈发显得不适应。[144]张千帆教授对宪法的实施即采取了这样的划分。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形成后，国内掀起了关于法律实施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法律实施依赖于人，而人的态度、能力等都具有局限性和不稳定性。

同注[36]，陈金钊文，第15页。[130]参见郭春镇、马磊：《对接法律的治理——美国社会规范理论述评及其中国意义》，《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23页。

实施主体的知识水平直接影响执法、司法的水平，也影响着守法者对法律及其实施的接受程度。众所周知，法律实施是亚里士多德法治论的两个构成要素之一：法治的含义就是制定好的法律，并严格实施这种法律。该行为旨在排除特定法律规范的适用而实现与受禁止行为相同的效果。参见杨解君:《法律漏洞略论》，《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第12-19页。

除了重实体、轻程序这类实践中常见的认知误区外，提出并强调依法实施原则，还旨在回应实践中两类普遍存在的困惑：第一，法律总是不完备的。[73]参见王国龙：《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西部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第23页。法律实施对人的依赖还表现在对主体的知识与能力等的依赖上。例如，富勒著名的体现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八要素（一般性、公布或公开、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性、稳定性、同一性）[53]就是典型的有关规则制定或规则评价的遵循原则。

法律全维度实施原则是指，法律应全方位、持续性地得到实施，全面持续稳定地开展执法和法律监督活动，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全方位坚持遵守法律和在法律内开展活动。[16]参见注[8]，吴大英、沈宗灵书，第351页。

[65]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作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沟通还能够促进和增强社会成员对法律和法治的共识，而社会共识程度直接影响着法律实施的多方面效果。

相对于立法，法律实施活动的特殊性及其要求有哪些，这是我们提炼法律实施原则时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探索。[21]参见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如果法律规范是出于法律确信而被人们自愿遵守，那么它就具有道德效力。张骐：《论法律实施中的阻力和对策》，《政法论坛》1988年第3期，第75-80页。[138]例如对于少年犯，应当在法律实施中更多予以社会的关爱与帮教。在法律实践中，特别是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受限于违法信息获取的高成本，加之执法机关内部绩效考核的压力、地方财政对罚没收入的渴求等诸多因素，执法领域中暗中执法、[93]钓鱼执法、诱惑侦查[94]等情形时有发生，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而引发社会普遍不满，[95] 恐吓性、蛊惑性和张扬性的行政执法，导致一系列法治信任危机。

行为人只要通过技术程式来开展具体活动，就没有选择余地，守法将通过技术程序自动达成。法律实施资源依赖性的客观存在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实施成本，理性设计法律实施目标。

[28]参见黄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读书》2008年第11期，第35-42页。[116]参见注[113]，第89页。

在执法过程中，形式主义严重，过度依赖强制力，执法简单粗暴，极易激化社会矛盾。[147]参见赵红梅：《经济法的私人实施与社会实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177-195页。

1.法律全面实施原则 全面实施，即法律执行、法律适用和法律遵守不能偏废，实施主体不能无理由地任意选择实施。虽然不同的法律、法律中的不同规范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或有不同，如对于公法而言，法律能否实施、实施的程度与效果就高度仰赖于法律实施机构的正常运转，但所有法律都具有资源依赖的一般特性：不仅硬法要依靠资源，软法的实施也要依靠资源，[37]只是依靠的资源类型不尽相同而已。[131]巴苏甚至指出，社会中的任何行为和结果，如果能通过法律实施，则一定能被其他社会规范所实施。[68][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

法律是公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基础。法律的强制实施本身是一种高内耗、低成效的做法，会引发连锁反应，从其他侧面消解法律实施的效果。

指示性规范对行为人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对诸如合同法、公司法等私法的实施，指示性规范往往能够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潜移默化地促使行为人采取法律所倡导的行动模式，催化法律实施。选择性守法违背了依法实施和全面实施原则。

执法、司法中的错误认定、错判和错误否定、漏判，都属于实施错误。这种成本反映为法律实施的既定的约束条件。

第二，语言是法律规范的载体。很多时候，这原本就是立法者向公众释放的实施空间，但这一选择仍应以诚实信用为原则。[86]又如，各类税收优惠应该公平地惠及所有适格主体。[70]参见孙锐:《司法裁判考量社会舆论的正当性》，《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28-37页。

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与结果正义相比,程序正义被置于更优越的地位。当行为主体违背诚信实施法律，背离法的价值和目的时，这是对法治更大更深的一种破坏。

这突出体现为对法的滥用，包括滥用权利和权力，法律实施过度政策化、治理化等问题。因此，在法律实施领域，必须确立诚信原则，使法律实施无论在微观还是中观层面都向着法律的目的推进，防止其沦为达成非正当目的的工具。

[61]程序是限定法律实施主体权力、防止权利滥用的重要途径。[40]有研究将其提炼为六个部分。